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议项2：高级专员报告人权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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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讲话

2021年6月21日

尊敬的理事会主席，

各位阁下，

同事们、朋友们，

很荣幸在人权理事会建立十五周年之际向会议作报告。遗憾的是，眼下正值人权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

极端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呈抬头之势。民主和公民空间正受到侵蚀。找到一条明确的复苏之路，走出复杂的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走向一个包容、绿色、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未来，将是全世界这一代领导人的任务。如果不成功，便是他们的败绩。

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为我们勾画了一份蓝图，它将联合国的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这三大支柱联系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它将支持所有人权置于每个社会从疾病大流行恢复的能力的核心，也置于所有联合国机构和小组工作的核心。

秘书长还概述了为什么需要新的社会契约*，这一契约以团结的新的全球新政*为基础，倡导更加公平地分享权力、资源和机遇。9月，秘书长将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联合国全系统共同议程的计划。

这些大胆举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调了人权的力量：确保健全和包容的发展、可持续的和平以及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

我谨借此机会向理事会报告人权高专办为落实这些举措所作分析和工作的最新情况，并确保这些举措共同发力，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强有力的影响。

为此，我想强调两个主题：

首先，行动呼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以便在整个联合国系统部署伙伴关系的力量。我致力于确保由此开展更广泛、更综合和更牢牢基于证据的国家分析，进行统一的宣传，编制基于实地情况、更具针对性、更有效的方案，以人权作为其坚实基础。

第二，行动呼吁强调，需要发挥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强有力的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发展权是普适性的权利。它们不是市场定价的普通服务，而是建设更加和平与平等社会的基本要素。而公民和政治权利对于建设包容、参与性的社会同样至关重要。无论国家处于何种财富水平或发展阶段，维护这些权利的措施能共同创造一场声势浩大的加强公众信任的运动。

正如我在任期内较早一届理事会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树立社会正义的政策也有助于发展更强大的经济。它们推动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它们加深信任。它们播种希望。支持每个人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的政策能够推进《2030年议程》，能够造福集体和国家。供民间社会和独立媒体进行批评和辩论的空间能够促进透明和创新。系统如果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就意味着冤情得到承认，这更易于建立或重建安全与和平。

行动呼吁要求我们推进整个联合国系统努力维护所有人权的愿景。

这将富有挑战性，而且绝对至关重要。

主席女士，

我相信，行动呼吁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推动实现人权主流化，创造势头和影响力，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国家一级的工作中更有力地纳入人权。

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国家，对国家法律政策的影响正在开展更细致的分析，以便更清楚地掌握它们对于面临多重和相互交错的歧视的人，包括妇女和女童的影响；联合国方案的编制更有针对性；宣传更加有力和统一，更能带头提倡权利。

例如，在柬埔寨，贫困人口在大流行病期间增加了一倍，现在影响到约17.6%*的人口。而两年前，贫困率仅为10%。人权高专办的工作人员与设在柬埔寨的整个联合国系统一道，共同倡导建立经过精心设计和基于人权的社会保护制度、以医疗预算作为优先、提供更广阔的公民空间。新的国家工作队人权战略将确保为基于权利的发展和疫情复苏提供支持。

在塞尔维亚，随着大流行病的蔓延，我们的人权顾问与联合国同事、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合作，向全国不达标准的非正规住区的罗姆人和其他居民开展紧急宣传活动。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是查明最迫切的需求，最终覆及了700多个住区。它指出了安全饮用水、电力、卫生设施和基本收入不足的关键领域，既暴露了长期存在的忽视，也突显出公共卫生方面的迫切威胁。这项工作只有通过整个国家工作队的努力才能实现。它促使当局立即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并制定后续规划，以克服系统性的忽视和社会排斥。

在阿根廷，随着疫情蔓延，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迅速动员起来，应对福尔摩沙省东北部引起严重关切的人权问题。联合国驻地协调员领导了一个由儿基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卫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和人权高专办参加的虚拟评估团。驻地协调员还主动与当局就潜在的联合国联合战略方案开展协商，以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方式，就该省的卫生紧急情况采取对策，包括处理一些结构性问题，并特别侧重土著人民和弱势群体。

行动呼吁有助于开启重大转变。在我们努力实现新一代共同国家分析和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宏伟目标时，它将成为至关重要的援助。我们需要确保所有联合国行为体了解最边缘化的群体是谁及其成因，确保共同查明人权方面的挫折，并在联合国的集体支持能够帮助各国应对关键人权挑战，包括结构性不平等的挑战时，共同采取行动。

各位阁下，

我们在2019年9月制定的增援倡议在关键时刻提升实地团队的经济专业知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已经能够依靠一个基于实地情况的经济学家团队，与联合国经济和发展方面的人员合作，为国家复苏战略提出建议，并利用适当的财政政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各国的可用资源。

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其他条约机构和多个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提出的有针对性的专家建议。

例如，在几内亚，这种技术和财政支持意味着我们的实地团队能够评估采矿业对人权，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影响。采矿业是几内亚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因此是当地可持续发展和更好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关键潜在加速器。但是，盲目开采或手工开采尤其与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强迫流离失所和环境退化）相关。

我们的评估得到了联合国驻几内亚国家工作队的大力协作，主要政府官员、国家人权机构和矿业公司本身以及受影响的社区和民间社会团体也开展了非常积极的工作。这催生了正在进行的政策改革，包括采矿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立法变革和治理改革。已经规划了能力建设和加强法律框架的工作，人权高专办与政府之间关于发展权的联合试点项目也正在进行中。

如果歧视继续成为半数人口发展的阻碍，那么任何国家的复苏方案都不可能完全奏效。在西非和中非的十个国家——贝宁、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多哥，我们与儿基会和联合国妇女署合作，就大流行病对妇女和女童的具体影响开展调查。这项工作将持续到7月底，指导方针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关于收集按年龄和性别细分的准确数据的建议。通过解决普遍缺乏性别方面原始数据的问题，它可能会对妇女面临的相互交叉的歧视提供新的洞见，并可能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它也能满足一些国家政府提出的需要，为对大流行病采取循证式对策提供支持。它还将为联合国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方案提供关键信息。

行动呼吁为加强工作提供了关键框架，以应对气候变化、污染和权利自然损失产生的环环相扣的影响。我们与环境署和开发署一道，通过制定联合国全系统保护环境人权维护者的指南，领导推进享有健康环境权利的机构间工作，强调儿童和青年参与环境决策，并支持国家工作队和国家人权机构在这些领域的工作。

在太平洋地区，我们的区域办事处与环境署为环境人权维护者提供了能力建设培训。他们还共同倡导更广泛的有利环境，以此增强人权网络和其他积极变革推动力量的权能。

各位阁下，

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就是要通过加强对基本权利的支持来重建公众的信任。决策者要将打击不平等现象和促进社会保障、健康、教育等权利作为头等大事，建设这样的社会至关重要。每个国家的法律承诺中所包含的这些公共投资应当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资源，包括通过限制和限制非法资金流动。人权经济要求透明度、问责制和广泛的社会对话、监督和参与。

依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1月至9月，超过200个国家实施了1000多项社会保障措施，人均开支达243美元。仅现金资助方案就惠及了1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7%。虽然在较长期内维持完全相同的方案并不总是可能或可取的，但这种对社会保障在支持经济运作和维持社会方面所起作用的前所未有的承认，确实为实现普遍的社会保障权利创造了一个窗口，有利于减少排斥、预防脆弱性、加强抵抗能力。这些确凿证据表明，那些投资于社会保障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度过危机。

在乌克兰，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为政府制定了详细建议，为获得社会保障的薄弱环节提供补救措施，特别是对最贫困者和受到社会排斥者，监察团还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联络，以便更好地将社会保障纳入2019冠状病毒病的应对和恢复工作。4月的一次高级别活动发布了一份国家工作队政策文件，旨在通过确保注重人权和顾及性别的做法，为政府持续改革养老金制度做出贡献。我们的工作人员目前正在落实一项以人权为本的的预算项目，该项目特别注重十个地点的地方一级社会保护问题。他们还协助国家工作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可能给弱势群体造成过重负担的措施进行宣传。

在马达加斯加，议会正在修订《采矿准则》和相关的采矿业征税程序，我们的人权顾问向其提出了政策建议，旨在增加采矿公司的额外收入以打击极端贫困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地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有其它不少旨在促进受影响社群权利的建议措施，包括在申请或更新采矿许可证时必须进行人权影响评估。该项目的研究结果为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做出了贡献，整合了一个关于可持续、包容且富有韧性的环境管理的专门支柱。

上月，我们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发展协调办公室和联合国妇女署组织了一次研讨会，探讨我们如何共同努力帮助各国扩大财政空间，以扩大社会支出。作为原政府官员，我非常清楚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着全球贸易崩溃、汇款减少、大宗商品价格动荡和债务负担的影响。这会逐渐损害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能力。重新分配公共开支、使用行之有效的技术打击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实施渐进式财政政策并提高预算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都有助于腾出财政空间。我们的内部讨论再次强调了各国的实际工作以及联合国各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将人权评估和注重人权的方法纳入发展工作。

整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是必要的，这有助于确保其在筹资和所设定的条件方面充分维护人权。我们需要本着可持续发展目标17的真正精神，支持和倡导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我们需要确保发展筹资符合国际规范，处理歧视和其他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性问题，将问责制纳入参与之中。我感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和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的交流，我期待着看到他们的人权信念在其组织的运作中得以体现。

在黎巴嫩，我们的办事处与国家工作队和国家伙伴密切合作，对经济危机、大流行病和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如何影响民众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表示关切。包括食品价格在内的飞涨的物价即将达到临界水平，与此同时，民众的生活和脆弱的社会稳定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的实地工作队与伙伴们开展合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了《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立场》，通过强有力的人权视角提出改革建议，坚持维护处于脆弱状况中的民众的权利和需要。

主席女士，

为了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波及范围最广、最严重的人权挫折中恢复过来，我们需要一个改变生活的愿景，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跟进。我们需要人权经济，需要以人权为本的的发展，需要多样化的社会共同承担缓解不平等现象、促进所有人权的基本承诺。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国家锚定在正义这一坚实基础之上，认识到这一努力将会建立起所有政府力求激发的抵抗能力和深切的公众信任。

《行动呼吁》是一项实质性的集体努力，各国、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支持至关重要。各位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对人权的呼声和支持将是这一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人权高专办，以及联合国大家庭中的许多合作伙伴当中，这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有了更多经费和会员国的更有力支持，我们希望能走得更远。我相信人权理事会也会继续努力，在全世界实现《人权行动呼吁》的愿景。

主席女士，

在今年2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情况中，我概述了以下国家和地区人权状况的各个方面，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巴西和亚马孙与潘塔纳尔地区的其他国家、柬埔寨、智利、中国、科摩罗、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控制线两侧的克什米尔地区、哈萨克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亚、马拉维、马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区、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乌干达、美利坚合众国、越南、也门。此外，我还表达了对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对保护移民权利的组织所采取的行动的关切。

在互动对话环节中，我很乐意回答任何关于我2月份讲话的后续问题。此外，我要向人权理事会进一步通报近期若干重大关切问题的最新情况，并指出本届会议将进一步讨论格鲁吉亚、伊朗、缅甸、尼加拉瓜、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的人权状况，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已在近期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在阿富汗，我对暴力行为和平民伤害的急剧增加感到震惊。近期发生在喀布尔哈扎拉地区一所学校的袭击事件造成85名儿童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女童。即便是在阿富汗家庭已经遭受了数十年恐怖袭击后，这样的事件仍然令人深感震惊。自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组织开始谈判的六个月以来，平民伤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1%。国际部队的撤离预计将在9月之前完成，这使人们——特别是妇女、少数群体社群、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对未来感到恐慌。人们对过去20年来之不易的成果有可能付之一炬深表关切。我敦促各方重启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立即实现停火，以保护平民。勇敢的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的独立作用必须得到保护。鉴于局势的迅速恶化，我鼓励人权理事会加强监测，并考虑建立有效的预防应对机制。

白俄罗斯的局势也在持续恶化，公民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包括表达自由、和平集会与结社的权利；民间社会和独立媒体遭到打击；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遭受司法迫害。我们持续收到大量关于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和虐待的指控。我们正在根据第46/20号决议审查白俄罗斯的局势。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白俄罗斯政府已选择终止我们在明斯克派驻高级人权顾问，这一职位原本可以提供重要的接触机会和合作窗口。

在乍得和马里，我对政府近期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违宪改革深感关切，这些改革不可避免地对人权构成了严峻挑战，削弱了对民主自由的体制保护。然而，我注意到，两国的过渡政府都申明了继续维护国际法律义务的承诺，包括人权方面的义务。我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一道，呼吁乍得和马里加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力度，促进充分参与和包容的民主过渡进程，包括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迅速全面恢复宪法秩序。

关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国家安全法》至今已有一年，人权高专办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们一直在密切监测该法的适用情况及其对公民和民主空间以及独立媒体产生的威慑。自2020年7月1日以来，107人依照《国家安全法》被捕，57人被正式起诉，第一起案件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开庭。这对于香港司法机构是否愿意依照《基本法》履行香港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义务，将是一个重要考验。另外，我将继续与中国讨论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方式，包括有意义地访问，并希望今年能够成行，特别是在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不断出现的情况下。

在哥伦比亚，自4月28日以来，全国范围的抗议一直在进行，它的背景是先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因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平等加剧。人权高专办对有关国家安全部队严重侵犯人权的指控深表关切。虽然大多数示威都是和平进行，但也有几起暴力事件记录在案。人权高专办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呼吁充分尊重和平集会的权利，并鼓励通过对话解决危机。从4月28日到6月16日，我们登记的指控共涉及56人死亡，其中54人是平民，两人是警察，它们均发生在抗议背景下，主要在卡利市，此外还登记了49名据称的性暴力受害者。人权高专办还记录了非国家行为体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持续设置路障对人权的影响。我欢迎总统宣布对安全部队滥用职权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敦促当局确保对自4月28日以来所有关于侵犯人权和滥用职权的指控进行迅速、有效和独立的调查，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全面执行《和平协议》，包括支持历史性的过渡司法进程，仍然是应对当前动乱的关键。履行这些对哥伦比亚人民至关重要的承诺，将有助于解决根源问题，增加公众对当局的信任。

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不断有报告称冲突各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严重侵犯人权和虐待平民，包括法外处决、任意逮捕和拘留、对儿童和成人的性暴力以及被迫流离失所，这些令我深感不安。可信的报告表明，厄立特里亚士兵仍在提格雷活动，并继续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人道主义局势十分严峻，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拒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而且有士兵抢劫援助物资。估计有35万人受到饥荒的威胁。我们正与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联合在提格雷进行调查，调查小组自5月16日起已在实地开展工作。我们预计这项工作将于8月结束，调查结果和建议将予以公布。在埃塞俄比亚许多其他地方，致命的种族和族群间暴力事件令人震惊，这加上流离失所，都与长期不满造成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有关。正在进行的军事部队部署不是持久的解决办法，我鼓励在全国开展全面和多层面的对话，以解决真正不满的原因。

在海地，政治动荡仍在继续，部分原因是对新宪法全民投票和9月选举的组织方法存在分歧。当局应该在安全的条件下保证投票权。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严重关切的是，局势的不安全性极高，而且政府明显难以应对这种趋势。据报道，在太子港最近发生的几起犯罪团伙交火冲突中，警方没有干预。此类事件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本已十分有限的基本服务变得更加难以获取。我强烈谴责针对海地国家警察发动的暴力袭击，自1月以来，已有26名^*警察死亡。^*我敦促当局尽一切努力，确保所有海地人得到保护，解决暴力的根源。

墨西哥在众多挑战之中，于本月早些时候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选举。我对选举背景下的大量政治暴力感到震惊。在2020年9月开始的选举期间，至少有91名政治人士和政党成员遭到杀害，其中包括36名选举候选人。还有许多其他危及生命的袭击和威胁是针对政治人士、其支持者和从事选举工作的公务员。所有政党都受到影响，妇女面临性别暴力，包括性暴力和诽谤。确保对这些行径追究责任并保证其不再发生至关重要。展望未来，我还鼓励当局避免使用贬低表达反对意见者的语言，或以任何方式质疑包括选举机构在内的自治机构的独立性。我欢迎墨西哥最高法院最近作出的判决，接受认可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的紧急行动建议对当局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莫桑比克，我对北部冲突不断加剧感到震惊，武装团体严重侵犯人权，包括残酷杀害平民、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进行非法贩运、绑架和剥削儿童。妇女和女童据报告尤其容易成为目标。我还注意到关于国家安全部队在私营保安公司的支持下实施严重人权侵犯行为的报告。包括36.4万名儿童在内，有近80万人由于暴力和粮食不安全日益加剧而被迫逃离家园。我对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追责机制感到关切。确保所有指称的侵权行为受到调查和起诉，无论施事方是私营还是公共行为体，并确保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行为，十分重要。对信息自由权、表达自由权和新闻自由权的限制是一个严重问题，此外还有杀害和骚扰人权维护者，以及歧视妇女和女童的情况。令我感到鼓舞的是，莫桑比克总统最近欢迎加强与我们的合作和接触，并承诺解决人权状况。

在俄罗斯联邦，我对最近采取的进一步损害人民表达批评意见的权利及其参加定于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的能力的措施感到失望。本月早些时候，在进行闭门听证后，莫斯科一家法院裁定，被监禁的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ksei Navalny）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是“极端主义组织”。法院还裁定，相关的公民权利保护基金会和纳瓦尔尼的全国政治办事处网络是“极端主义”组织，而依据仅是关于试图动摇宪法秩序基础的模糊指控。在早些时候，该国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参与非法“极端主义组织”活动的人参加任何选举。

我呼吁俄罗斯维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限制表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立法应符合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我进一步敦促当局停止任意将普通个人、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称为“极端主义分子”、“外国代理人”或“不受欢迎的组织”这种贴标签式的做法。

在斯里兰卡，我对视为针对穆斯林的政府进一步措施以及包括在纪念战争结束时亡故者的活动中骚扰泰米尔人的行为感到关切。令我感到关切的是，最近对失踪人员事务办公厅和赔偿事务办公厅的任命，以及为阻止调查过往罪行所采取的措施，都进一步削弱了受害者的信任。最近的反恐法规列出和/或禁止了300多个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的泰米尔和穆斯林团体和个人，也无助于推进和解。法规现在允许为了去激进化的目的，不经审判就对人进行最长可达两年的任意行政拘留。我还注意到，在警察拘留期间和在警察与据称的犯罪团伙对峙的背景下，持续发生了一系列死亡事件。应该进行彻底、迅速和独立的调查。我们将继续与政府接触，我将在9月的会议上向理事会进一步通报最新情况，包括执行新的追责任务的进展情况。

我还要高兴地报告，我们即将与菲律宾政府最终确定联合国人权联合方案。我注意到政府在对指控警察杀人的内部审查中采取的措施。对案件的重新调查应该产生有意义的结果，这十分重要，因为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追责仍然是菲律宾长期引发关切的一个方面。我再次强调，保护和确保民间社会和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充分参与十分重要。我将在9月向理事会进一步通报这一情况的最新进展。

谢谢主席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