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专员：“我们必须培育一场新的和平运动。”

主席，

尊敬的同事们，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很遗憾不能到场加入大家。

非常荣幸能在纪念前秘书长安南的年度演讲上第一个发言。

安南先生对联合国使命的坚定承诺，对最弱势群体的奉献精神，以及他在棘手的政治时期所展现出的领导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的开创性报告《大自由》促成了人权理事会这一强大的人权支柱的设立，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诞生。

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包括调整联合国的优先事项和工作方式，从而在下一次重要转型期到来时能够应对世界上不断变化的动态和优先事项。因此，我们在未来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以他的名义举行这场演讲是十分及时的。

对我来说，当前无疑是我在联合国工作三十年来所经历的最具挑战性的时期。

几天前，我不得不再次在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全球情况汇报的开篇列举了目前正在撕裂这个世界的诸多冲突所造成的恐怖状况。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3年共发生了59场战争。我们的数据显示，与2022年相比，2023年的平民死亡人数显著上升。

这种对人类生命的践踏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不合情理。

与此相伴而来的还有规模超乎寻常的残暴和破坏行为。

随着基本规范遭到破坏，我们看到全球秩序的根基正在受到毒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种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破坏——是一个转折点。

今天，从乌克兰到苏丹、缅甸和加沙，我们看到了许多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

战争机器正在加速运转。核武器大国放弃裁军承诺使得国防开支正在激增。

放眼更广阔的范围，局势也并未令人觉得安慰。

世界各个地区的法治都在被削弱。鼓吹分裂和分散注意力的怀疑政治依然存在。多边主义机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政治攻击，对于联合国来说，还有人身攻击。与此同时，关于《2030年议程》和地球三大危机的全球行动却出现了严重落后。

除了“荒谬”，没有什么词能形容当前的状况。仅从几项统计数据就能窥见这一点。2023年，全球国防开支飙升至近2.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年度发展资金缺口却扩大至约4万亿美元。48亿人口比5年前更加贫困。超过3.3亿儿童被迫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所有这些死亡、破坏和失调都会滋生对多边主义执行能力的怀疑。

但我认为，这同时也是一次切实机会，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继续目前的道路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任何对国家利益的诚实而艰难的计算，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一场坚定的变革。未来峰会为各国提供了进行变革的重要机会。

和平正面临威胁，而我们都需要和平。

如果不结束这场冲突升级的噩梦，我们可能会遗忘在发展问题、地球三大危机或其他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我们已经浪费了来之不易的和平红利，现在必须将和平作为当务之急加以思考。

《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源于一种决心，即让这个世界摆脱自取失败的无尽恐怖、流血和暴行的循环。

它也明确承认，人权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我们现在必须充分参与人权事务以促进和平，摒弃权利与建设和维持和平不相容的观念。

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权道路能够让我们摆脱助长战争和不安全问题的不合理做法。

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努力应对战争所带来的人类和政治代价，在我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选择。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人权的潜力，将其作为解决问题、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工具。我们必须重拾缓和事态的技巧，使所有沟通渠道保持畅通。

将人权作为解决方案这一务实原则是我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愿景声明的核心，这一展望也体现了“人权75”倡议中的重要信息。作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之一，人权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支撑和连接作用，对重振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而和平权利是所有人权的前提。

人权植根于不同文化和历史所共有的深刻价值观，因此能够跨越当今不同社会内部及其之间的深层社会和政治分歧。它也因此获得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开放社会晴雨表”（OSF Barometer）的全球公众态度调查显示，72%的受访者认为人权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另有同等比例的人将人权等同于其个人的价值观。

人权也是面向未来的。与指导应对气候紧急状况和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的行动一样，人权将要应对的也是尚不可知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气候诉讼浪潮中看到这一点，包括最近一群瑞士妇女在欧洲人权法院胜诉，以及国际法院即将发布的咨询意见。

那么，和平权利的价值主张是什么？我们知道，注重人权的方法能在冲突周期的每个阶段产生切实成果。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这方面日益丰富的实证依据做出了贡献。

人权让我们能够诊断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更为根本的是，它们是塑造和平、富有韧性和公正的社会的催化剂。在这样的社会中，原本可能演变成暴力的问题已经在早期就以真正预防性的方式被解决了。这一深入见解正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的和平之路研究的核心内容。

让我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第一，早期预警。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往往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暴力就在眼前。既然如此，为何我们仍然未能将人权分析系统地纳入早期预警进程？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途径之一就是加强人权系统与安全理事会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联系。

在联合国人权办，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人权监测、记录和报告，包括不断提高区域办事处的早期预警分析能力。随着我们对各项指标和数据的完善，包括与社会经济权利和不平等现象有关的指标和数据，我们可以为联合国系统的早期预警机制提供更深入的分析，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

例如，在巴拉圭，我们收集和分析了有关农民和土著社群据称遭到强迫迁离事件的数据，这使我们能够在发现潜在的社会冲突和动乱风险时立即与当局和当地社群进行接触。

但是，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早期预警就成了无用的多余之举。这里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过去几年，人权办曾多次报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的急剧恶化，但这一声声警钟却可悲地屡遭忽视。

我鼓励有影响力的国家诚实地思考如此反复错失诸多机遇的代价，并立即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姿态。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大对致力于早期行动的平台和机制的投资，包括增强联合国在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路线方面的能力。

第二，和平行动。尽管有证据证明和平行动能带来双赢，但其数量现在已经有所减少，而且在融合各项人权任务和内容方面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过去三十年的人权一体化进程从某些方面来看是一次潜力尚未开发的实践。正如最近的“和平行动效力网络”研究所指出的，人权可以成为实现这些任务目标的强大推动力——从平民保护和早期预警，到参与解决最初引发暴力的因素。

各国在这方面拥有机遇。正如秘书长在其《新和平纲领》中呼吁的那样，安全理事会规定了更加明确、现实和资源充足的任务，这可以确保人权部门在这些复杂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和平行动转向更小的规模和更加灵活的形式，那么经过精心设计的人权能力则有助于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在和平行动结束时，人权分析可以通过实施持续保护人权的坚实计划来为更平稳的过渡提供支助。这需要持续开展人权活动并为其提供资源。这也说明了从一开始就让人权部门参与解决根源问题的益处。

保护的连续性这一概念是秘书长与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起的《保护议程》的核心内容。《议程》明确了我们在联合国系统中应该将保护作为危机局势及其他情况下所有工作的优先事项，以此确保自身的任务和能力得到执行和锻炼。

第三，缔造和平。我想消除一种误解，即人权方法与结束冲突所必需的务实精神和艰难协商是不相容的。

不以人权为基础的和平协议是存在致命缺陷的，造成冲突的根源问题会再次出现，这份协议本身也将随之瓦解。从代顿到危地马拉和柬埔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和平协议都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柬埔寨进程的成果是在该国设立了联合国人权办事处。

还有哥伦比亚。我们对谈判的参与有助于为其2016年《和平协议》奠定人权基础，关注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对妇女、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后裔的歧视和暴力。

毕竟，人权方法为我们提供了重建支离破碎社会的蓝图——围绕着法治、平等、包容、有尊严的生活和接受问责的机构。这些机构是确保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所必不可少的，而我们拥有建立机构并增强其权能的工具。

我们拥有强大的支柱，可以协助过渡期正义进程建设性地处理侵犯人权行为遗留下的痛苦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人权的本质是追究过去，或者像某些人所认为的人权只会一味地指责。事实恰恰相反。人权可以提供一种前瞻性工具，促进对过去的反思，从而使受害者和整个社会都能够向前迈进。

我们必须继续打破和平和人权领域之间的隔阂。任何和平进程都可以从一开始就产生益处，而在这些进程中，像我的办事处这样长期存在并具有强大网络的行为者可以为建立信任提供帮助。人权叙事鼓励参与，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赢家通吃”这种二元思维。人权所倡导的是共同的希望以及对所有人的权利都得到尊重的未来的共同愿景。持续开展的人权活动可以建立信任，使人们相信和平协议会为所有支持者带去益处，只要其充分以人权为基础。

包容性对于和平协议的合法性和稳健性至关重要，这也是人权方法的内在特征。例如，在哥伦比亚，我们的参与确保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受害者的意见得到了切实采纳。利比里亚是另一个范例，展示了妇女的参与所能发挥的变革性作用。

人权框架可以减轻调解人的任务负担，协助其拟定各方都能接受并且涵盖主要问题的谈判议程。采用人权框架为做出让步开辟了空间，并且使这些让步成为符合普遍原则的积极举措而非软弱的屈服。在我们与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的联合实务说明中，有更多关于人权与调解问题的丰富而实用的见解。我敦促所有相关行为者汲取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四，建设和平。如果以达成一份以人权为本的和平协议作为出发点，建设和平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6年《和平协议》规定我们有权监督其在人权方面的执行情况，这使我们能够尽早消除可能破坏和平进展的不满情绪。我们还能够从人权角度来看待协议中的其他要素，例如安全部门改革、新的禁毒政策、解决土地获取方面的不平等。

哥伦比亚的情况也说明了各项人权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最近的建设和平基金专题审查介绍了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重点的举措改善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情况。

关于过渡期正义，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尼泊尔和致力于该国人权工作的木原-亨特（Kihara-Hunt）博士。我的办事处正在支助亨特博士对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行为进行调查，这些行为既是造成长达十年的武装冲突的根源，也是其后果。这项分析将加强尼泊尔正在进行的过渡期正义进程并为其提供参考。

但放眼全球，过渡期正义仍然是一项遭到误解和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我希望秘书长《2023年指导说明》中所载的建议能够促使人们的观点和做法产生亟需的转变。

最后，或许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解决根源问题。我们知道，未得到解决的不满、排斥和不平等问题是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对人权的投资——其核心原则是不歧视、切实参与和问责制，包括反应灵敏和接受问责的政府——为打击这些因素提供了一种全面方法。

这项投资必须将所有人权纳入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和发展权，还有共同努力应对各种不平等现象。

我在执行国家任务的过程中多次体会到这一点。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对宝贵矿产资源的争夺仍在持续引发噩梦般的流血事件。

因为归根结底，人权真正的预防力量在于它们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增强民众解决问题的权能。包容和参与是富有韧性与和平社会的基础。这就需要不断努力加强开放型社会的所有支柱，从民主和公民空间，到法治和独立媒体。

这也要求重新审视我们的经济运行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被排斥在经济机遇之外，再加上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滋生了会引发不安全和暴力问题的有害条件。

我们需要做出根本转变，让我们的经济开始为人类和地球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特权人士服务。我们的“人权经济”概念正是这样做的，它将所有经济、财政、货币、工商业和投资决策与所有人权联系在一起，包括食物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

这意味着：

• 超越国内生产总值这一项指标，商定更广泛的衡量标准来阐明福祉和不平等的趋势；
• 改进数据收集和分类，对歧视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 包容、参与式和透明的预算编制过程；以及
• 将公共服务作为优先事项，使其有更多机会获得所需经费，各国应履行其承诺，最大限度地调动可用资源以逐步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

人权经济还呼吁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使其商业模式和经营活动符合其人权责任。

在国家一级采用人权经济方法能够同时改善《2030年议程》与和平的前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如何培育一个有利的全球环境。

这包括：

• 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和管理进行拖宕已久的改革，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宣布的特别提款权就非常值得称赞；
• 建立公正有效的主权债务解决机制，使政府摆脱限制公共服务投资的沉重债务负担；以及
• 加强在税收、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问题上的合作，包括通过一项新的《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

重振预防工作的激励已经十分显著，而且还在成倍增加。我们只需稍稍展望未来，就能理解地球三大危机日益恶化的影响将如何侵蚀世界各地的安全。现在开始拯救安南先生“预防世纪”的愿景正当其时。

同事们，朋友们，

无论是在和平、发展还是任何其他全球优先事项上，各国现在都应该开展明确的变革。走出短期思维、否认、对抗和事态升级所设下的陷阱。选择追求果断投资于人权而带来的红利。

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各国政府向人权办提出的支助请求正与日俱增。原因何在？因为如果不能在促进人权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就不可能实现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也不可能解决未来最艰巨的问题。

在我们的“人权75”倡议期间，140多个国家承诺会采取变革行动以解决具体的人权问题。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用过去的思维模式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这些承诺就是今后开展必要工作的基础。

而在头条新闻之外，即使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每天仍在取得人权方面的进步，而推动这一切的往往是人权维护者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如果我们想作为全球共同体扭转局势，就必须像在其他关键领域一样，持续和大规模地应用我们从注重人权的有效和平方法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这需要政治空间和持续的资源。

未来峰会是解决人权工作长期整体经费不足问题的良机，其中也包括我的办事处和更广泛的国际人权系统。

在个人和社群需求的推动下，我们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人权运动。这场运动的全新优势在于其不断增强的多样性，因为它汇集了各类民间社会组织、青年活动家、经济学家、环保人士、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等多方力量。

也正因如此，我向研究界提出了两点请求。

首先，请其帮助进一步阐明人权方法对缔造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影响。

其次，就我们可以向各国提供的工具、方法和证据开展合作，以帮助各国实施人权经济。

归根结底，建设公正、包容、和平和可持续的繁荣社会离不开无数行为体的努力，因此各方的生活经验、专业知识和深入见解都应受到重视。没有哪股力量能提供所有答案。我们必须互相学习。

我们已经看到，双重标准和对某些声音的偏袒给我们的人权以及整个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后果。我们在努力重振国际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培育一场新的和平运动并成为其坚定的盟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