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维·皮莱女士的主旨发言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联合国系统工作队发布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题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数据和指标》的报告时的发言

“人权与2015年后测量议程”

日内瓦，2013年7月4日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尊敬各位同事，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与你们一同见证联合国2015年后工作组发布其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数据和指标的优秀报告。

该报告的主题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与合适的测量方法，2015年后承诺将只是美好的愿望，全球承诺将被贬值。

这份报告是广泛的跨机构和跨学科协商过程的产物。它为建设统计能力、挖掘最新数据源、合作伙伴和技术，并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定义数据收集方面的责任等方面制定了大胆而野心勃勃的议程。

2015年后测量的起始点当然是千年发展目标。

虽然千年发展目标产生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过程中。但其简单性、可测性及数据的力量使之得以对发展政策施加重大影响。作为结果，数据收集和统计方法无疑得到改善。

但正如我们所知，并非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并非所有的千年发展目标数据都像我们有时估计得那么困难。一些目标和指标的规定十分不明确。例如改善贫民窟居民生活的目标7.D和孕产妇死亡率指标等。

目标和指标并不总是和成员国目前的人权条约承诺相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可能造成许多实际后果。例如目标2.A未明确“免费”小学教育的定义，而这将导致普遍入学的目标无法实现。目标7.C的测量指标改善了基础设施而非实际饮用水的安全和质量，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快速调查显示，这在实践中可成为致命的区别。

目标的设定通常基于对过去进步的线性外推，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意的。这与成员国目前国际条约下使用“最大可用资源”实现社会经济权利的义务相排斥。

随着许多国家内部及其相互间令人担忧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增加，千年发展目标对歧视问题几乎只字不提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性别平等的目标被简化也令人担忧。暴力侵犯妇女这一全球普遍问题和丧权的主要原因就未被提出。

公民与政治权利除了“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这一指标外几乎完全被排除。“这种忽视似乎基于两个假设：（1）千年发展目标就是公民与政治权利的代表；（2）一些不为人知的专家给出的综合指数是衡量这些权利唯一可信的方法。

但这两个假设都具有致命缺陷。21世纪初一些千年发展目标的杰出完成者却在之后成为革命或大规模骚乱的中心。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密不可分。

正如工作组报告中所承认的：测量公民与政治权利现已成为跨界革新的活跃领域。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选择受到既定指标和数据来源的限制，并忽略了为新的数据创造需求与能力的可能。

换而言之，在2000年，我们珍视我们所测量的，而非相反。

2000年以来，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正如机构间小组和专家组所指出的：数据可用性在选择指标的过程中只应是相关因素而非控制标准。工作组的报告反映了这种思想上的变革。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工作组报告中的人权分析和建议。

当然，这不应该是令人惊讶的。

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全球协商中产生的最强大和最稳定的需求之一在于新议程明确基于国际公认的人权。

考虑到这一重点要求以及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人权差距，报告中理应解决这些问题，而它以多种方式使之得以实现。

首先，报告建议，设定目标和制订指标应与人权条约中商定的规范相一致。这直接借鉴了各成员国在里约+20会议上制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准则。

报告承认了这一准则的一些重要后果，例如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收集分类数据的需要，明确可接受的努力方式及成果等。报告建设性地讨论了一系列测量不平等问题的可信方法，这是2015后议程中的决定性挑战。

虽然报告可能更清楚地界定人权与治理、法治等更一般的概念，除了社会经济权利，报告还对公民与政治权利的测量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报告还重点论证了发展指标中的用户参与、透明度和问责问题，这些都是人权方法的核心特征。

虽然报告中并未提及，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权也是稳健统计的盟友。与数据保密和保护相关的权利为汇编可信的官方数据提供了重要屏障。拥有名字的权利和儿童在出生之后立即登记的权利的重要性都显而易见。

重要的是，报告还明确了两个重要标准-广泛协商；符合国际人权条约标准-这两个标准应在国家层面引导对2015年后目标和指标的调整和适应。

这是在2015年后辩论中被忽略的重要议题。

国家调整不应只是照单点菜，更不应该是一张空头支票。

如果没有一致的标准，全球承诺将从报告中建议的地方开始，在向国家和地方层面转化的过程中丢失。

人权高专办2012年《人权指标指南》提供了如何明确借鉴国际人权法，将国际公认的指标适用于国家层面的详细指导和直观指标。《指南》还特别讨论了独立国家人权机制在发展和使用统计数据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工作组的报告和人权高专办的指标指南都是人权和统计领域跨界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一个成果丰硕的领域。官方统计的基本原则明确承认了社会成员的权利。统计局具有告知决策过程、为公众提供社会状态相关的高质量统计数据的重要职责。

如果认真对待，这可能是一项繁重的职责。能力上的局限是主要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官员也可能面临掩盖令人不快的真相的重大压力，而他们中的一些甚至为捍卫真相献出生命。

相反，国际和国家人权监督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对衡量人权进步、加强对优化政策制定的激励和建立问责文化至关重要的数据。

统计与人权的共因是显而易见的，其重要性也会在我们朝着有原则、高效的2015年后议程努力时不断增加。

我非常期待我们在工作组报道引导下的进一步合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