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的发言

2015年6月22日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代表，民间社会代表，

近几十年来最大的社会变革或许是不平等程度的急剧扩大，不光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也在巨富和其他人之间。全球80个最富有的人和35亿最穷的人拥有大致相同的财富，这是一种耻辱。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最低的40%群体几乎未能获益，在许多情况下还有所倒退。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现有的政策选择创造的，这些趋势正在继续急剧增加。

由此导致的极端不平等受到了大多数主要的国际经济政策组织的谴责，不过在许多方面，正是它们过去几十年内一贯的政策规定促成了这些结果。不过现在出现了相当令人惊讶的事态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等警告称，若不制止这种趋势，就会出现恶劣的后果。

本理事会面对的问题是，要把人权放在等式的哪个位置。当前的答案清楚得令人发聩：至今为止，人权在此次辩论中几乎不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国际经济机构来说，目前表达的关切在于：社会结构削弱，对机构信任的弱化，对司法的威胁，宏观经济不稳定，低于最适标准的人力资源使用，甚至是经济政治体系被控制的风险。不过，这类说法极少专门提到人权，而且在间接提到如我上面所说的那一类关切时，它们指向的是经济增长极度不平等的潜在负面后果。它们的分析从未提出这样的建议：更加尊重人权或许是对策的关键部分。

那么本理事会能做些什么？首先，我们要承认，关切不仅在于收入不平等，而是在于各类关于财富、获得教育、保健和住房等等的极端不平等。其次，我们的对策不仅应该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的这些深刻威胁驱动，还应该由“享有所有公民和政治权利被极端不平等削弱”这一事实驱动。第三，尽管为了阻止极端不平等需要采取许多措施，但理事会要做的不仅是通过漂亮的文字。在25年多的时间里，独立专家们一直在提交报告，对不平等的后果发出警告，但没有任何应对行动。

如要把对极端不平等的关切转变成人权政策，就需要在各个阵线采取行动。

不过在我今天的意见中，我只想关注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特别方式。申明我们对限制极端不平等做出规范性承诺的最切实方式是，确保对每个人经济和社会权利最低程度的尊重。简而言之，这些基本权利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受到严肃对待。它们需要被当成人权来对待，它们需要从整体上联系基本社会保护与全民医保的规定，它们需要得到适当的机构安排的保护，同时采用人权框架来监督并提供补救。

一些人会对这条建议答复道，许多国家早已落实了这类安排，但实际上，现实并非如此。我并没有幻想着只要走出这一步就能限制猖獗的不平等现象，但它是人权支持者可以采取的为数不多的切实步骤，一定能对整体情况产生影响。

我们要问，本理事会及其众多利益攸关方和伙伴过去几年里取得了哪些成绩来改变实地现状，让政府通过立法和明确的政策，真正认可了经济与社会权利这一总体问题和全民社会保护这一具体问题的重要性。即便竭尽全力，我怀疑也几乎得不出科学的答案。理事会和其他机构在言辞上支持经济社会权利的，但这与实地现状存在巨大差距。作为理事会内的利益攸关方，我们都需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这种差距持续存在，我们又能对它做点什么。

首先是要承认，过去二三十年里，在严肃对待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至少联合国的内部机构指标显示了这一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创立于1987年，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特别程序任务授权已被创设，一项任择议定书获得通过，两套权利之间“不可分割、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一再被重申。另外产生了大量报告，通过了大量决议，发表了大量演讲。

不过，将这种状况带出会场并观察外界发生的事情，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如果系统地盘点经济和社会权利作为人权在国家层面的真实状况，就能带来启发，但这方面的工作只能来日再谈。

我现在想要聚焦的是，大环境仍在何种程度上抗拒着经济和社会权利，而我们曾认为它会拥护这些权利。世界银行的立场是，由于其协定条款禁止世行纳入政治考量，因而人权在其工作中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它断然拒绝使用经济和社会权利这样的措辞，并竭力避免——譬如说——提到教育权或妇女人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对不平等的后果提出了启发性的关切，但它也和世行一样拒绝在工作中考虑任何人权问题。这些组织本质上将自己视为人权禁区。经合组织历来也反对人权语言和框架。

另外，有一项极端重要且与我们关系更密切的工作：起草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此前的草案中，人权几乎完全不存在。最新的草案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值得注意的是，17个目标中没有一个是用明确的人权术语表达的，也没有一项权利——除了发展权——在整份草案中得到承认。与消除贫困、粮食安全、全民福祉、教育、性别平等相关的目标都至少可以部分地用人权术语来表述，但会员国拒绝了所有这类建议。

当然，这并不是事实全貌，因为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将其工作放在对社会保障权和相关社会权利的基本社会保护之上，世卫组织也开始更加系统地在关于全民医保的工作中使用健康权一词。

不过我想要提的唯一一点是，在重要国际组织聚焦于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工作中，对这两套人权之重要性的承认或是被边缘化，或是完全不存在。暂且不讨论公民和政治权利，我们可能认为，在经济和社会权利明显占据核心位置并产生直接影响的背景下，有关这类权利的措辞和框架是相对争议较小且容易被接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我们可以责备相关机构的短视，但一些错误必然也在于我们。在另一些其他情况下作出决策的政府今天都在场。能做些什么？

在我今天呈报的报告中，我呼吁理事会明确承认，可被认为与尊重人权水平向一致的不平等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提出这一点，是要鼓励各国做出减少极端不平等的正式承诺。我敦促落实专门为了减少不平等的财政政策。我呼吁所有人权机构在人权法中将新的生命力注入到平等承诺的相关方面。我要促请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将资源和重新分配问题重新放到人权等式中，这些问题目前正在等式中被忽视或边缘化。

访问几内亚比绍

我的前任马格达莱纳·塞普尔韦达·卡尔莫纳（Magdalena Sepúlveda Carmona）在2014年2月访问了几内亚比绍。自1973年独立以来，几内亚比绍反复发生过高级别政治暗杀、政变、政治迫害和官员强迫相关人士卸职的事件。由此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氛围，再加上猖獗的腐败和有罪不罚，都使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无法实现其巨大潜能。对重要社会服务的公共投资，例如保健和教育，不断衰退，因为广泛的非法渔猎和砍伐，该国的自然资源也遭遇了枯竭的风险，这给享有各类人权带来了严重影响。特别地，妇女和女童在自我脱贫方面面对着巨大挑战。不断加深的性别不平等反映在这样的事实中：与男性相比，妇女更难获得医疗卫生服务，有更高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发生率，较低的入学率和识字率，更低的收入，更高的失业率。

不过，2014年4月的总统大选打开了变革之窗。人们希望，总统若泽·马里奥·瓦斯（Jose Mário Vaz）能确保适足的资源被分配到社会服务领域，特别是保健和教育，分配到打击贫困的根本原因方面，例如腐败、有罪不罚和性别不平等。我鼓励几内亚比绍政府考虑落实塞普尔韦达·卡尔莫纳女士提出的建议。

访问智利

2015年3月16日-24日，我访问了智利。我得到了政府的出色配合，并和许多官员举行了会谈，包括巴切莱特（Bachelet）总统及其属下。我还见到了许多生活在赤贫中的人们，并与各个重要团体——包括土著人民——代表举行了会议。

在最近三届政府之下，智利已经从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多数时间和整个80年代广受谴责的威权国家变成了其他国家效仿的、受人尊敬的典范，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复苏和巩固民主上，及其在人权方面的共同努力。然而，令人不安的贫困和赤贫率依然长期延续，不平等水平也很高。智利政府意识到，在这个自豪宣称其对尊重全体人民人权做出有力且深刻承诺的社会中，上述现象既不是可持续的，也不可接受。在我的最终报告中，我要拟定各项建议，解决我在访问结束时公开提出的这些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