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突尼斯政府对工作组访问这个国家发出邀请,感谢它和我们代表团对话中的开放性,感谢它在我们访问各个阶段提供的充分配合。我也要感谢政府在斋月期间接受此次访问。这显示了突尼斯政府协助我们工作的意愿。我要进一步感谢在突尼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同事支持并协助了本次访问。
代表工作组,我今天要呈报我们于7月1日至8日在此开展正式访问后得出的初步调查结果。在访问中,我们在突尼斯城和莫纳斯提尔(Monastir)举行了会议,并走访了摩纳基亚(Mornaguia)监狱。我们有幸与来自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众多代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包括曾经前往国外参加冲突者的家庭成员)举行了会谈。我们还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伙伴代表举行了会议。这些会议帮助明确了我们对外国战斗人员这种复杂现象的理解,它影响着许多国家,包括如今的突尼斯。很明显,应对这种现象的努力必须是全面、多层次和战略性的。
尽管外国战斗人员现象困扰着全世界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当前持续的冲突中,而突尼斯则面对着自己在该问题上的一系列困难。2011年突尼斯革命前后的这段时期充满挑战,在革命前存在限制自由的现象和高失业率。继2014年1月通过了新宪法、2014年10月和12月进行了民主立法和总统选举,向民主的过渡仍在继续。
在2015年3月巴尔杜博物馆受到恐怖袭击以及最近一次苏塞在6月底受到袭击后,国内的不安情绪有所加重。这种袭击的负面经济影响使其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旅游业。7月4日,在工作组开展访问期间,该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这类情况。
尽管外国战斗人员现象并不是新出现的——有许多突尼斯人正在参加阿富汗、伊拉克、车臣和波斯尼亚的冲突——但其当前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此外,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我们收到报告称,政治不稳定十分普遍,政府对相关活动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控制手段。目前,据报告称,在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加入冲突的外国战斗人员中,突尼斯人的数量名列前茅。我们收到信息称,目前有大约4000名突尼斯人在叙利亚,1000-1500人在利比亚,200人在伊拉克,60人在马里,50人在也门。已从冲突地区返回的大约625人正在受到起诉。大多数战斗人员据报加入了塔克菲里或其他极端组织。
工作组尤其有兴趣理解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前往国外加入极端组织者的动机。在突尼斯,我们反复被告知,突尼斯外国战斗人员为数众多的致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其中包括宗教和政治思想、财政收益、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命感、归属感。大多数前往国外加入极端组织的突尼斯人似乎是年轻人,通常在18-35岁间。其中一些年轻人来自穷困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有一些人来自中产阶级和社会中较富裕的阶层。我们已得知,有专业人员向极端组织提供技能,一些人似乎错误地受到那种被描绘成勇敢而刺激的生活的吸引。据报告,妇女——当前人数较少——或许也以同样的理由加入,或者是为了人道主义或私人原因,例如陪伴她的丈夫和伴侣。工作组还了解到全家前往冲突区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上述任何一种或多种原因或许都是举足轻重的,从而导致外国战斗人员的背景如此多样化。因此,解决这一现象的努力必须同样是全面、多层次和战略性的。
我们获悉,招募行动也很多样,往往十分迅速,而且日益复杂。在激进化问题上,我们得知,极端组织的地方成员成立了协助招募、支持塔克菲里(如“伊斯兰国”)等组织的中心。招募程序据称也涉及在国内运作的外国恐怖组织。一些人称,资助的数额很庞大,有大笔资金从某些国家流入,包括对非政府组织和表面上的慈善组织、一些政党、出行、社交媒体和外国战斗人员家庭等提供资助。一些清真寺或许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受到资助。
某些清真寺的情况尤其令人关切。我们收到消息称,尽管存在清真寺注册体系和对相关伊玛目的认证,但在革命后的时期有大约400人并不受政府直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更为激进的极端主义伊玛目据称驱赶了现有的伊玛目,引入了极端主义思想。我们要称赞政府努力限制这类活动:我们了解到,已有80所这样的清真寺在苏塞(Sousse)事件后被关闭,我们敦促继续保持警惕。
应该采取符合国际标准的措施,处理在那些美化暴力和极端主义的社交媒体和网站上煽动仇恨的内容。
通过身体力行和网络互动,年轻人接触到了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鼓励参加这一事业。我们得知,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有相关指令让他们无视家长和当局的建议及命令。工作组还了解了教师向学生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以及狱中激进化的案例。许多层面的脆弱性——距离上的亲近,以及社会经济、心理和财政层面——似乎为操控和招募培养了沃土。因此,政府措施必须针对每个方面进行调整,打击极端主义思想,为叙利亚人道主义事业提供替代性的支持渠道,针对边缘化群体提供外联和服务,致力于扩大就业或职业机会,在个人、家庭、地方和国家层面建立身份认同和社区。
复杂的出行网络将新成员带出了存在大量漏洞的边境,有时会通过那些可能并未有效控制贩运人口和非法物资的地区。有证词记录了使用中的路线,包括穿过利比亚,然后是土耳其及其安塔基亚边境,接着是叙利亚。较为少见的,据称是从突尼斯直接前往土耳其。我们已获悉,突尼斯到利比亚的过境路线正在减少,而越来越多战斗人员正通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塞尔维亚前往当地,因为这些国家对突尼斯人没有签证要求。
我们收到的报告称,这些网络中的招募者能得到高报酬——一个数字是,每名新成员为3000至10000美元,具体取决于此人的资质。因此,金钱的作用明显根据招募的阶段和外国战斗人员的活动而有所不同。这和利用雇佣军问题工作组的工作尤其相关。
我们反复被告知,许多外国战斗人员在前往叙利亚前先在利比亚接受培训,利比亚的不稳定也助长了对外国战斗人员成长、培训和出行的许多支持活动。因而,该国冲突和政治僵局的解决能极大改善突尼斯的反恐努力。应该尽一切努力开展对话并通过决议,对抗这种越来越具有区域性的问题。在冲突地区,我们获悉,许多外国战斗人员参加了直接的敌对行动或战斗,因而在报告中被称为人权侵犯肇事者,例如侵犯生命权和身体健全并实施酷刑。
我们得知,一些返乡的外国战斗人员秘密回到突尼斯,而数据则错误地记录其已经死亡。一些人回来后或许是为了代表位于利比亚、叙利亚或其他国家的极端分子和塔克菲里组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工作组还了解到一些案件:回归者对自己曾决定参加国外冲突表示后悔,他们试图回到——或确实已经回到——家乡突尼斯。我们被告知,其中许多人受到了创伤或被孤立。因此,我们很高兴地听到当局作出努力,考虑除了起诉返乡战斗人员之外的方法,包括社会、文化和宗教方法。与此一脉相承的是,我们建议政府平衡惩罚措施和社会措施,从而解决外国战斗人员现象产生的短期和更深层次的根源与结构性原因。这些返乡人员也可以发挥作用,参与作证和对招募者传播的煽动信息提出相反说法,同时利用成熟的通讯渠道和社交媒体。
我们也通过会议认识到,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来打击外国战斗人员现象。突尼斯政府7月4日采取的措施——再次宣布时长30天的紧急状态——是一项确保安全和更牢固控制的短期措施。考虑到宣布这一措施给相关的一些自由带来了疑问,包括对行动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潜在限制,还可能使用死刑,因而我们敦促当局在落实这些措施时遵守国际准则和标准。
我们高兴地听闻加强机场和边境控制的措施,包括拘留雇佣网络的成员。政府铲除在突尼斯境内运作的极端组织的行动也值得称道。2011年12月的第2011-88号法令也是一项宝贵的倡议,针对以慈善组织名义运作的极端组织。我们敦促民间社会以全面的方式积极参与打击外国战斗人员现象。
在访问期间,我们也已获悉,为了应对威胁,一些政府当局采取了广泛监控的做法以及其他令人侧目的措施和程序。我们敦促政府要充分应用国家立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就此,我们要赞赏地提及对执法官员进行人权培训的消息。
我们了解到,一部关于反恐怖主义和洗钱的组织法草案正在议会进行辩论,计划在7月25日通过。我们希望,这部法案和其他相关立法草案的内容,例如关于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的组织法草案,能够反映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全面磋商以及对国际人权标准的充分应用,包括在过度使用武力、酷刑、任意拘留、公平审判和隐私权方面。这项进程不应该受到公共、政治和国际行为者的不正当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可以体谅的。
确实,国际层面对打击这种跨国的、全球的威胁十分重要。
我们从政府官员处了解到,他们正考量在国内应用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178号决议。让我们尤其鼓舞的是听到一则官方意见,称决议应该更加明确具体,这也是工作组的立场。在此方面,我们强烈建议,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安全的同时,决议的落实都要充分遵守所有国际人权标准。
我们注意到,一些个人因为其作为外国战斗人员所从事活动相关的罪名被捕,对他们起诉的往往苦于证据不足。我们相信,各国之间分享证据的国际合作框架能成为一个关键步骤,确保那些积极参加或支持外国战斗人员网络的人受到问责。
同样,我们也收到建议称,政府缺少必要的物质资源和装备,无法对其服务进行更新和现代化改良,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我们建议国际社会要持续、加强并协调努力,为突尼斯政府的行动提供支持、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因此,我们最后要重申,考虑到外国战斗人员现象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努力必须是全球性、全面、多维度和战略性的。国家战略计划——例如反恐怖主义和洗钱组织法草案——应该应对多样的个人背景和招募手段,带来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平衡惩罚性措施与社会措施,确保在其所有内容中全面采用人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