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失踪人员问题向安理会发表讲话

安理会召开“阿里亚办法”会议

“为因冲突、人权侵害行为、灾害、有组织犯罪、移民以及其他非自愿原因失踪人员问责的全球挑战”

谢谢克罗夫特大使，

我也想感谢并欢迎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大使、孔苏埃洛•莫拉莱斯（Consuelo Morales）修女、维托里奥•皮希泰利（Vittorio Piscitelli）和大卫•托尔伯特（David Tolbert）。

里克罗夫特大使，我谨向您和英国常驻代表团组织了本次让强迫失踪受害者参与其中、关于失踪人员的阿里亚办法会议表示感谢。当这一现象发生而不受抑制时，它助长并加深了受害者潜在和真实的痛苦以及冲突本身。

根据叙利亚人权网络的消息，在叙利亚——近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政府军大规模的逮捕行为已导致2011年以来65000多人失踪。58000多人为平民。许多人可能被关押在秘密酷刑中心，一些武装反对派组织也绑架了平民，只是其严重性略逊于政府军。他们的家人沉浸在痛苦之中，不知道其亲人是否还活着。

安理会成员很可能会问，失踪人员以及失踪者这一子分类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有什么关系？不可否认，强迫失踪可能是一种可怕的罪行。但有些人可能会问，它与安理会工作的相关性在何处？

在伊拉克，所谓的“伊斯兰国”绑架并奴役了大量妇女，尤其是耶西迪妇女，她们经常被贩运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出售。 据本办事处估计，至少3500名妇女和女童目前是被俘虏的奴隶，她们无法与其家人沟通。“伊斯兰国”还绑架了数百名男童，要将其训练成战斗人员。

该组织还抓获了数千人，包括嫌疑反对派、被怀疑准备出逃或与主要领导人有个人联系的人，这些人被当成人质施加政治压力。这些人可能已经死亡；被囚禁在伊拉克境内；或者也可能已经被运送至叙利亚。他们的亲人也必须忍受长期或永远不知情的噩梦。

在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博科圣地绑架了数千人，助长了极其危险的区域危机。因此，这个现象经常是跨边境或跨国的；显然也是国际化的。在全球各地大大小小的国家，无论是对国民、外国人或其他人的绑架，都必须受到谴责。

在布隆迪，本办事处报告的据称政府相关安全部队和民兵犯下的强迫失踪案件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这些行动传播了恐惧，在其家庭成员和社区中制造了深刻而持久的悲痛，如果听任其恶化，可能破坏几代人的和平事业。失踪可能在这些危机中对区域安全产生大规模的影响，这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了极强的领导力，我要借此机会对他们的工作表示称赞。

本办事处支持协助受害者寻找答案的机制，比如在哥伦比亚；本办事处可以作为中立机构促进信息交流并建立信心，比如在乌克兰；本办事处倡导对失踪和消失人员问题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针，比如在斯里兰卡。

我们还支持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和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它们目前正在寻找关于88个缔约国4万多起尚未解决案件的信息。

里克罗夫特大使，

我想从人权角度再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必须更积极地寻求预防措施，包括通过适当的立法和足够的体制框架。我敦促各国批准并充分落实《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该公约处理涉及国家当局责任、最令人担忧的具体罪行。预防还需要对早期预警有更多的投入，因为这是“人权在先”的核心。它应侧重于风险因素和人权侵犯行为的成因，并培育遵守人权的文化。

第二，失踪人员的问题必须非政治化。包括当冲突正在进行时，各方最高层面应展现出对充分合作以解决这些案件的明确承诺。说明失踪人员命运的机制需要透明、公正且有效。这些机制应包括民间社会和失踪人员家人中的代表。

第三，失踪人员及其家人的需求应始终是任何行动的中心，特别要关注那些最脆弱者。失踪人员问题对妇女和儿童有特别且差异化的后果，他们经常流离失所并面临着性别或性暴力的高风险。妇女和儿童通常还是让她们失去男性家庭成员和经济命脉的冲突的幸存者。政府必须明确并回应这些困难。

最后，问责至关重要，无论是作为对受害者的补救，还是作为强有力的预防讯息。强迫失踪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许多失踪人员案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重要的是我们要实现受害者诉诸司法和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我相信大卫•托尔伯特（David Tolbert）会在演讲中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

里克罗夫特大使，

受害者有了解真相的权利。我们不能满足于查明他们有何遭遇的决心。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武装冲突、政局动荡、突发公共事件或迁移——都不能成为强迫失踪的理由。揭露真相也可以是实现正义、和解与和平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