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安全：蒂尔克主持专家研讨会

同事们和朋友们，

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对于民主治理、反对不公正和压迫以及维护法治至关重要。

然而，数千名旨在为人们提供准确公正信息的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和人身安全正日益受到威胁。

几十年来，记者的声音一直在污蔑和诽谤法以及国家安全和反恐立法等幌子下受到约束或压制。

我的办事处对《刑事诽谤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压制批评、限制公众讨论以及保护有权势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利益感到关切。

许多国家出台了大量新法律，更加肆意地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包括措辞模糊或定义广泛的“虚假新闻”、网络犯罪或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背景下的公共卫生法。

自2016年以来，44个国家至少通过或修订了57项法律法规，其中包含了过于宽泛的措辞或过于严重的处罚。

2022年，全球有323名记者被监禁，创历史新高。2020年，对在41个国家工作的63名调查记者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记者曾收到过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的威胁信息。

频繁“使用战略性诉讼反对公众参与”是另一趋势，当权者往往会利用这种方式阻止记者报道涉及公众利益的事项。

这类诉讼的真正目的不是胜诉，而是通过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和过高的成本——甚至有可能包括破产和严重心理后果——来压垮被告。这些诉讼甚至在定罪之前也会产生窒息效果，或者导致自我审查。

同样令我感到不安的还有记者面临的不断加剧的经济威胁。从解雇、工作无保障和减薪，到民事诽谤案件中的过度损害，再到公共资金的削减和新闻媒体的关停，这众多威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各位同事，

当记者安全受到威胁——无论是通过审查、恐吓还是法律或经济威胁——我们的社会基础也在受到威胁。

我们需要更强有力和更全面的国家立法来保障媒体自由。对表达自由的任何限制都需要符合国际人权法的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

我鼓励各国政府废除现有的《刑事诽谤法》；阻止针对记者的琐屑无聊或无理取闹的法律行动；通过法律，允许及早驳回旨在反对公众参与的战略性诉讼，限制索赔，并为记者提供法律支持。

但仅靠立法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为记者创造有利环境，承认他们为公众利益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需要在国家保护机制以及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国家人权和发展计划中优先考虑记者安全问题。

我还鼓励更有力、更协调地监测对记者的威胁。这将提高公众对记者所面临的法律和经济威胁的理解，包括性别影响，从而为应对行动提供支持。

最后，我们需要采取动员全社会的做法来提高记者安全——不仅包括各国政府，还有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媒体公司自身。

各位同事，

今天专家研讨会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优先考虑记者安全的承诺。我尤其赞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团结合作的众多民间社会组织所作的非凡努力。联合国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协调人网络也正在开展重要工作。

下个月，我们将迎来世界新闻自由日，以此为契机，我的办事处会重点关注保护公民空间和确保记者安全问题，这也是我们《世界人权宣言》周年纪念的“人权75”倡议的一部分。

今年1月，我曾呼吁释放被任意拘留者，包括记者，我们将继续就这一关键问题跟进各国的执行情况。

自由的媒体有助于保障我们的集体自由，因此，保护记者必须成为我们的集体责任。我希望各位今天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以确定具体行动，确保记者拥有安全的环境，使其可以放心工作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或恐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