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际标准转变为当地现实：人权理事会2021年落实议程

尊敬的主席，

各位阁下，

同事们，

我很高兴与各位共聚一堂，并再次对挪威和瑞士协助组织此次非正式集会表示感谢。

经历了十年，我相信我们能确信地说理事会通过促进人权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生活。理事会设置了独具深度和专业性的调查，对一系列严峻情况提出警示，使其进入最高级别的相关国际议程，并部署预防机制。理事会致力于结束严重且长期的多种形式人权践踏，促进问责和司法以实现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和解。

理事会还放大并支持全球活动家和人权维护者的意见。理事会也帮助促进人权在联合国系统内和区域、国家层面有关发展和安全的所有工作中现已受到广泛承认的核心重要性。

我们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我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身边充斥着沉重苦难，而这些是完全能够避免的——这些是由冲突、不平等、歧视、对妇女人权的强烈冲击、酷刑、奴役、法治机构的腐败和扭曲、恐怖主义、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环境破坏引起的。紧急人权侵犯的清单之长令人无法容忍，而这些在我们所处的世纪本应无处立足。

越来越多的领袖开始随意侵犯一些经各国一致同意的最深刻的原则。世界理智和稳定的生命力在各个层面崩溃——从在安理会中面对暴行罪使用否决权；到滥用国家安全法攻击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活动家；公然否认移徙者人权；以及此外多次故意拒绝部署尊重并促进人类尊严、基本自由和平等的政策。

我最近访问了美国和奥地利。在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关于移徙者和弱势群体权利问题的论调令我倍感困扰。同样令我警惕的是，根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酷刑可以是正当的。在如此不稳定的国民情绪中，如果出现进一步的暴力极端主义行为，那么选举结果很可能会令我们发现酷刑和引渡重返政治议程。在奥地利，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同样对移徙者抱有高度敌意，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佩戴了一把格洛克手枪——声称随着移徙现象的愈演愈烈，“人们需要保护自己”。

煽动者的力量正是来自他们有能力划定一只供人责难的替罪羊为公众的困境和恐惧负责。正如纳粹空军（Nazi Luftwaffe）总指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所说：“领袖总能令人民遵从他们的意思。这再简单不过了。你只需说他们正在遭受袭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

今天，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我们正听到对仇恨日益高涨的呼声——呼吁对弱势少数群体的污名化、妖魔化，并开始证明暴力行为的正确性。

在别处，尽管政治领袖可能会使用花哨的人权词汇，但我们无可非议地认为，这些热情洋溢的演说部分是障眼法，部分是空谈。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对2021年落实议程的展望。我衷心希望到了2021年，我们将不会惊恐地会面，互相询问，“我们当初为何对信号熟视无睹；我们怎么能忽略警报信号；我们为什么没有在2016年采取行动，这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多么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讨论落实问题：设想方式，确保理事会决议以及普遍定期审议、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调查委员会、其他特别的或自成一格的理事会程序和条约机构工作中的大量分析和建议能够得以运用。这并非仅仅是口头认可，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则互相推诿，脸上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而是将其运用，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

我将从整个联合国系统中必须付出的努力开始。所有联合国实体都要共同为各国尝试落实人权建议提供帮助。

2014年8月，秘书长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委员会决定，这是对主流化的推动。需要增加人权驻地代表处以跟进这个决定——在每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中促进人权方针、确保驻地协调员理解人权问题以及对法治机构的长期投资、消除歧视、边缘化群体和贫困群体的权利为何必须处于短期的政治或经济因素之前，尽管它们表面上存在冲突。

大家知道，增加驻地代表处是我的改变倡议的主要目标。我们希望我所在办事处的人员能走出日内瓦，进入实地，均衡地散布到各地，促进所有地区的人权。尽管去年在第五委员会遇到了一时的挫折，但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是我继续为落实而努力的原因所在。成员国的全力支持将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家层面，各国的兴趣越来越多地从特别报告安排转移到同样跟进所有人权机制建议落实的更加固定的结构中。我所在的办事处不久将发布一份实用指南，就一个高效的国家报告和跟进机制所需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各国提供建议。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为各国提供的大部分技术合作都与建议落实有紧密的关系，对此我要再次强调，各位支持我们办事处人员更强大的驻地存在以援助更有效的落实将是关键措施。我们已在帮助众多国家最大化与人权机制的互动；改善各个部委、国家统计办公室、议会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促进与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协商，并更好地跟踪建议落实情况。这项工作包括建立一个原型国家数据库，供各国下载来自世界人权索引的建议和记录实时的落实情况，以此促进报告。

由于我们进入了第三轮周期，因此我还要提议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应当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更全面地评估真正取得的落实进展，为国家跟进提供更多支持。如果这一点未能实现，那么普遍定期审议将在接下来一轮周期结束时变得过时或过于程式化。我促请各位考虑确保各国报告能够明确关注实地落实和影响的方式。

在这次焦点转移过程中，民间社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民间社会与负责落实的国家机构的互动能够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支持和更强的推动力。在令国家于国家层面履行普遍定期审议承诺方面，基层行动家和维护者同样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对落实情况的评估能为普遍定期审议提供重要信息。

更广泛地来说，我认为理事会整体——不仅仅是普遍定期审议——都能从更强大的民间社会作用中获益。所有种类的活动家和人权维护者都是我们履行任务授权工作中的关键伙伴，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会外活动和一般性辩论或互动对话的参与对理事会的有效运转、影响、关联和可信度有着核心重要性。增强受害者、维护者、活动家和其他民间社会群体与理事会合作的权能，并令其在不受阻碍或遭到报复的情况下为理事会的工作作出贡献，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护遭到威胁的个人并预防任何威胁或袭击的进一步企图，我们应当加强理事会对所有此类指控的响应，确保其无一例外地得到有效跟进和解决。

我已草拟了一些更有效落实人权机制建议的想法；我还想就我们今天的第二项任务提出几点，即设想促进早期预警和预防工作的方式。

理事会的记录十分明确。如果没有理事会授权调查、公布决议、呼吁举行特别会议并施压关键行为者不要助长暴力升级，没有人知道过去的危机中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无须追溯过往的危机，目前布隆迪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理事会持续的高级别呼吁和施压减缓了事件升级，为挽救生命作出贡献。我相信理事会能在将来的危机中以相似的决心采取行动，无论危机发生于何处——甚至可能是欧洲。

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内目睹了一系列创新办法，包括项目2的新运用，使用现有（专题）特别程序任务授权的新型调查委员会，以及我在非正式闭会期间简报中的参与。在上届会议中，一种新型机制——即南苏丹人权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委员会——得到了授权，通过一项决议任命两位现有的独立专家支持问责制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以此从报告严重侵犯行为走向推荐补救和司法的法律渠道。

一项经常被讨论却从未使用的工具是提议主席及主席团访问似乎正在形成急速发展的人权紧急事件的地区，旨在与当局和有关的利益攸关方会面，并在下一次有机会时报告理事会。这也许是我们能够更深入研究的一个想法。

最后，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每届理事会会议产生的工作积压。

除了有关国家的报告之外，将十次内容广泛的小组讨论压缩到一次会议中意味着代表们很少有时间能充分考虑会上提出的见解和分析，更不用说权衡必须执行的必要行动和建议了。正如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所知，准备小组讨论和报告也给我所在的办事处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它们不断增长的数量并不一定能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有针对性的闭会期间会议，减少小组讨论数量并提升针对性，甚至也包括平行小组。理事会应当设想自己的议程简化方式，但显然理事会被淹没在过多的信息之中，很少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

在特别程序方面，你们可能希望讨论加强整个系统及其协调委员会的行动。在过去两年中，这个机构为确保任务负责人工作方式的协调和稳健作出了重大贡献，避免重复工作，保证工作方式的统一。我确实希望特别强调许多任务负责人工作的积极影响，以及我对他们的贡献的感谢。

我已经说得足够多了；今天我们的目标不是雄辩而是行动。人权理事会是重要的。理事会为共同利益开展了有力的工作，其影响仍然能变得更强大。世界的旋转轴心既不安全又不稳定：我们需要理事会的声音。我期待各位的贡献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