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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酷刑中幸存：“我选择过好每一天”
2024年6月24日
64岁的危地马拉人权活动家爱玛·莫利纳·泰森（Emma Molina Theissen）表示：“我出生在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良知的家庭，尤其是我的父亲。”
“很快，我和姐姐卢克雷西亚（Lucrecia）开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冷战背景下，拉丁美洲采取了镇压社会运动、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战略，其中就包括实施强迫失踪。”
到1976年，危地马拉仍然处于内部武装冲突之中，这场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996年和平协议签署，跨度长达30多年。
同年，一场地震导致100多万危地马拉人无家可归，引发了大规模的境内流离失所，首都危地马拉城周围形成了多处痛苦地带。
莫利纳·泰森表示：“（当时的状况）确实激起了社会不满。当时我即将满16岁，已经在参加学生运动，那场运动的发展势头相当迅猛。”
学生们在致力于帮助受地震影响的民众的同时，也在积极宣传其思想观点。
莫利纳·泰森表示：“我们在一处流离失所者定居点分发传单时遭到抓捕，与我们同行的一名17岁男孩被杀，还有一个女孩脊椎受伤。她现在仍然坐着轮椅。”
莫利纳·泰森描述了警方在这次逮捕中对她实施的酷刑，包括暴力审讯和强奸。但她在获释后仍继续为社会变革而奋斗。1980年，莫利纳·泰森的未婚夫和其他三名大学生被谋杀。
她表示：“有人带走了他们，对他们实施酷刑，最后将其杀害。虽然这么说或许很可怕，但他们的尸体能在同一天出现是一种幸运。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和未婚夫已经在一起五年了。我们原本要在几周后结婚。”
那时，莫利纳·泰森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军事政权已经知道她的存在。她离开了首都，前往危地马拉西北部的克萨尔特南戈。
许多活动家当时都在改换新身份后离开了，但莫利纳·泰森仍在继续战斗。到1981年，活动家们仍在分发传单，描绘着更美好国家的梦想。莫利纳·泰森会定期从克萨尔特南戈前往危地马拉城，参加传单分发工作。后来，她再次遭到拘留，并被带到克萨尔特南戈的军事基地。
联合国人权办人权理事会和条约机制司司长马哈曼·西塞-古罗（Mahamane Cisse-Gouro）表示：“酷刑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人之根本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各国一致认为，免遭酷刑的权利应该是为数不多的绝对人权之一。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例外——免遭酷刑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都适用于每一个人。”
被监禁的九天
莫利纳·泰森表示：“我被带到了一个似乎是警察睡觉的地方。随之而来的就是暴力审讯、性暴力和虐待。”
莫利纳·泰森被铐在一张双层床上，身上沾满了自己的尿液，尽管面临脱水、饥饿和恐惧，但她仍然试着保持冷静。
她表示：“有一天，审问我的那人没有出现，我觉得自己可能快被杀了。我独自度过了一整天。天开始变黑的时候，我彻底崩溃了，我在恐慌中挣脱了手铐。”
成功逃跑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回家，但最后还是决定先去朋友家。第二天，军方果然前往她的家里抓人。由于没有找到泰森，军方带走了她14岁的弟弟马尔科·安东尼奥（Marco Antonio），他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爱玛·莫利纳·泰森和母亲，以及强迫失踪受害者马尔科·安东尼奥的照片。来源：Prensa Comunitaria/Kimmy De León
莫利纳·泰森不得不逃亡墨西哥，后来才得知弟弟在1982年失踪的消息。
1984年，她回到危地马拉城，幸运的是，她的家人在残酷迫害中得以幸存。但她的姐夫已被殴打致死。她的一部分家人流亡到厄瓜多尔，另一个姐姐搬到了墨西哥城。莫利纳·泰森后来获得奖学金并搬到了哥斯达黎加，全家最终得以在那里团聚。她已经在哥斯达黎加生活了近40年。虽然现在的自己是安全的，但亲人的失踪对她来说是另一种折磨。
莫利纳·泰森表示：“这是一种心理折磨，因为我们一直处于强烈的内疚之中，这种感觉是不会消失的。”
追寻正义
莫利纳·泰森一家坚持不懈地寻找马尔科·安东尼奥，并在司法与国际法中心的帮助下追寻正义，这是一家受益于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努力下，马尔科·安东尼奥失踪案被提交给美洲人权法院审理。
2004年，法院就马尔科·安东尼奥强迫失踪一事谴责了危地马拉政府。2018年，危地马拉某法院就马尔科·安东尼奥失踪案和莫利纳·泰森遭受的性暴力对四名前军方成员判刑。
禁止酷刑委员会是由10名独立专家组成的机构，负责监督缔约国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情况。《公约》在1984年12月通过，今年是其40周年纪念。6月26日的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是对《公约》生效这一重要时刻的纪念。
禁止酷刑委员会致力于追究国家侵犯人权的责任，通过彻底调查酷刑报告来制止和预防这种罪行。
在2018年关于危地马拉的一份报告中，禁止酷刑委员会承认了该国在一些涉及内部武装冲突期间严重侵犯人权案件中所取得的进展，包括爱玛·莫利纳·泰森的案件。
但委员会也强调，危地马拉需要加紧努力，通过设立国家搜寻委员会和编写统一、集中的失踪人员登记册，来查找在武装冲突期间遭受强迫失踪的所有人并识别其身份。
失踪人员亲属同样被委员会及许多其他国际和区域机构视为酷刑受害者，因为不知道亲人的命运和下落给其带来了巨大痛苦。
莫利纳·泰森一家展示马尔科的照片，同时手举横幅，上面写着其迄今为止收到的要求在危地马拉寻求真相和正义的签名数量。来源：CEJIL
禁止酷刑委员会主席克劳德·海勒（Claude Heller）表示：“酷刑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在许多情况下都与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例如任意拘留或法外处决。”
《禁止酷刑公约》已被174个国家批准，但海勒表示，全世界尚未有任何国家直接或间接根除酷刑，已经取得的进展主要是在立法方面。
西塞-古罗表示：“除了有具体侧重点的反酷刑机制外，联合国人权办还为防范和根除酷刑工作提供支助，尽管是从不同的角度，例如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和残疾人权利。”
办事处是促进各项工作进行合作和协调的中心，以此确保在整个联合国人权生态系统中共同努力打击酷刑。
莫利纳·泰森认为，酷刑幸存者也需要找到重建自身的力量，无论其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她表示：“因为如果找不到这种力量，我们就会死去。这意味着实施酷刑的人将会得逞，因为我们已被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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